大使信息
  大使致辞
  大使简历
  大使活动
  大使讲话及采访
  大使视频音频新闻
  历任大使
使馆之窗
  馆领导及处室介绍
  使馆活动
  走进使馆
  使馆办公地址及办公时间
  信息反馈
  甲类处网站链接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经商处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专题介绍
  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国事访问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南海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谈话
更多>>
驻英总领馆
  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馆
  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驻爱丁堡总领事馆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微信

Chinese Embassy in UK
首页 > 专题 > 南海问题
中国法学会:与南海仲裁案之历史性权利问题有关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报告
--中国法学会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研究小组
2016/06/02

  英文缩略对照表

  Award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MP Memorial of the Phillipines

  SWSP Supplemental Written Submission of the Phillipines

  JH Hearing on Issues of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MH Hearing on the Merits and Remaining Issues of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内容摘要

  在菲律宾的仲裁请求中,第1和2项是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在《公约》框架下的合法性。但是,在识别和定性争端时,仲裁庭将这两项请求定义为仅是有关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的争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仲裁庭按照菲律宾对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假定,否定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中国仍然可以按照《公约》的规定主张在南海的海洋权利。

  菲律宾首先要解决的是仲裁庭对有关历史性权利争端的管辖权问题。对此,菲律宾论证的核心是:第298条关于“historic bays or titles”的管辖权排除理由只限于主权,而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不及主权的权利,因此第298条不构成仲裁庭管辖权的障碍。但是,从《公约》的缔约历史、第298条的条款安排和《公约》各作准文本三个角度,会发现第298条的“historic titles”并未限定为主权。所以,关于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争端为第298条所覆盖,属于排除强制仲裁管辖权的争端。

  在证明仲裁庭对中国历史性权利争端的管辖权后,菲律宾首先对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范围、时间和内容方面做出推论。菲律宾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定义为对断续线和《公约》赋权的海域外部界线之间水域中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主张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进一步将该项历史性权利的提出时间定义为1998年。菲律宾对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定义是不恰当的。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以长期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支配断续线内岛礁和海域的权利主张。这一历史性权利不是某一项权利或多项权利的集合,而是对断续线内海域的整体空间的权利。

  在确定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基本事实基础上,菲律宾论证中国历史性权利在《公约》框架下不具有法律效力。菲律宾论证的核心逻辑是:在海洋法律秩序中,《公约》是一套在调整事项上完全且在适用效力上优先的规则提供体系,因此《公约》未予保留的历史性权利不能构成对《公约》项下权利的限制。在否定《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宪法地位的基础上,论证并非所有类型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项下权利的关系都在《公约》规定之下,从而得出结论是: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作为未被《公约》涉及的事项,仍然由一般国际法规则调整。至于其与《公约》项下的权利实际发生的冲突,应该由当事方本着合作的精神解决。

  菲律宾还论证了中国缺乏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不满足一般国际法确定的标准。在这个部分,涉及大量历史事实及其证据的运用。菲律宾论证的核心是:中国对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主张和海洋权利主张并不同步,对前者的主张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对后者的主张时间至多在1998年才开始。对于菲律宾所主张的有关中国主张南海诸岛主权的事实,中国同样有证据证明相反的事实。

  第一部分 与南海仲裁案涉及的历史性权利有关的程序问题

  一、仲裁庭对菲律宾诉状第1和2项请求的争端定义

  在诉状中,菲律宾第1项请求提出一项假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不能超出《公约》允许的范围。第2项请求进一步精确表述与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争议:中国就九段线内所包含的南海海域主张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抵触,并且在超出《公约》对中国海洋权利的地理和实质限制的范围不具有法律效力。

  从菲律宾诉状第2项请求的文本来看,菲律宾请求的目的在于,要求仲裁庭裁定中国在南海断续线内主张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历史性权利”在《公约》框架下不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菲律宾要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不论其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为何。具体而言,菲律宾不仅要否定中国根据《公约》以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断续线内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也要否定中国根据一般国际法对断续线内海域主张在法律效果上类似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历史性权利。因此,在仲裁策略上,菲律宾回避中国对南沙群岛整体主张主权的事实,将《公约》第121条适用于判断单个南沙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意图实现前一项仲裁目的。同时,菲律宾拟制了一个前提:虽然《公约》未统一规定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但就历史性权利是否获得《公约》尊重已毫无遗漏地做出取舍。在此项前提下,菲律宾穷尽《公约》中所有提及基于长期国家实践的既得权益的条款,并提出中国在断续线内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这些条款均不相关,属于《公约》放弃保护的范围,意图实现后一项仲裁目的。

  仲裁庭将菲律宾前述两项请求合并定义为一项争端,即“关于在南海的海洋权利来源以及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规定的关系”。[1]考虑到仲裁庭在争端定性方面自我限定采取客观路径,即“找出案件中的真实问题并识别主张的目的”[2],仲裁庭对争端的定性并未考虑菲律宾两个请求目的中的第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仲裁庭接受菲律宾对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解释并否定中国历史性权利在《公约》项下的合法性,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依据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公约》项下不能产生合法权利。如果本案涉及的部分断续线与中国以《公约》为海洋权赋主张的海洋权利的外部界限相吻合,该部分断续线的合法性并不能就此被否定。

  二、仲裁庭的管辖权和《公约》第298条的适用

  目前,仲裁庭在管辖权阶段做出的裁决中指出,对菲律宾第1和2项请求反映的争端是否有管辖权,涉及对一些不完全具有初步性质的问题的考虑。所以,仲裁庭并未确定对这两项请求的管辖权,而将在实体审理阶段处理该问题。具体而言,仲裁庭对有关中国历史性权利争端的管辖权,将取决于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性质,以及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否为《公约》第298条之“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排除理由所覆盖。[3]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于中国在2006年就第298条所有事项整体做出管辖权排除声明,仲裁庭对本案中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将不具有管辖权。

  对此,菲律宾在诉状中提出,有关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争端既不是关于“historic bays”的争端,也不是关于“historic titles”的争端,因此仲裁庭对该项争端的管辖权行使不受阻碍。[4]这一基本主张在管辖权庭审阶段和实体庭审阶段都得到维持。[5]

  (一)关于中国对“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理由不适用的自认

  在管辖权阶段庭审中,菲律宾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简称《立场文件》)中,中国依据第298条第1款(a)项提出的管辖权抗辩理由只涉及海洋划界而未涉及“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这构成一项有效的自认(admission),即关于“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抗辩理由不适用于本案。[6]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进一步指出:“通常情况,任何在《公约》第297条和298条下的管辖权排除,应该由被告国家做积极抗辩,中国不能以拒绝出席免除这种举证责任。只有当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并非‘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主张,而且中国也并不将之归类为此种主张,才可能解释中国不援引《公约》第298条做管辖权抗辩的行为”。[7]

  对此,菲律宾提交的证据是中国立场文件的第68-75段。[8]第75段特别指出:“即使菲律宾提请仲裁的事项涉及有关《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问题,也是海域划界争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已被中国2006年声明所排除,菲律宾不得就此提起强制仲裁程序”。

  菲律宾的论点存在的法律问题是:

  A.对自认的误用

  在证据法上,自认是对相对当事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应该在诉讼程序中以明示的方式做出。从内容上看,中国的《立场文件》是否援引《公约》第298条做管辖权抗辩,是提出一项主张而非陈述一项事实。从表达方式上看,在《立场文件》中只是未提及关于“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抗辩理由,并非以任何明确的方式肯定该项管辖权抗辩理由不适用于本案。从程序上看,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参加仲裁程序,《立场文件》是在仲裁程序之外的立场表达,只是被仲裁庭视为对管辖权的抗辩。因此,中国的《立场文件》从任何一个方面都并不构成所谓的的自认。

  B.无视《公约》对仲裁庭的程序义务的规定

  “自认”是国内证据法上的法律概念,并不能当然主张在国际仲裁或司法程序中也适用此种证据规则。另外,《公约》附件七第9条(不到案)明确规定,虽然争端一方缺席或不对案件进行辩护不妨碍程序的进行,但是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查明对争端确有管辖权。因此,不存在菲律宾前述有关举证责任的适用空间。仲裁庭不能因为中国没有提出有关“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抗辩理由,就当然认为该项理由不构成仲裁庭的管辖权障碍,而是需要确实查证。

  (二)关于“historic bays”理由的不适用

  在诉状中,菲律宾简单提出,中国从未主张南海是历史性海湾,而且南海的地理特性不像海湾,九段线的的形状也不像是海湾的封口线。[9]在管辖权庭审阶段,菲律宾补充,1958年联合国秘书处关于历史性海湾的报告未提及南海,中国对此项遗漏也未曾反对。[10]

  由于中国确实从未主张南海是历史性海湾,所以菲律宾对“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抗辩理由论述重点都集中在“historic titles”的问题上。

  (三)关于“historic titles”理由的不适用

  菲律宾在诉状中提到,第298条中的“historic titles”的含义是具体和有限的:它只同可以被主张主权的近岸海域有关。[11]菲律宾认为,中国在南海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在性质上只是不及主权的权利,不能被包含在第298条提及的“historic titles”的含义中,所以仲裁庭对有关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争端的管辖权不受中国2006年声明的排除。[12]

  鉴于《公约》仅在两个条款[13]中提及“historic title”,缺乏更多可供文义解释的文本依据,所以菲律宾从缔约的准备资料和《公约》作准文本两个方面,论证其所理解的“historic title”的含义。[14]在第一次书面补充材料、管辖权阶段庭审以及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更详细地陈述了其在诉状中的论点。

  1. 对《公约》缔约过程的不当解释

  菲律宾认为,《公约》的起草者和缔约国在缔约过程中限定“historic title”只与主权有关,将之与“historic right”相区别。但是,菲律宾对相关缔约资料的解释存在诸多不当之处。

  (1)对1962年关于历史性水域研究报告的不当解释

  菲律宾引用联合国1962年《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历史性水域法律制度》的研究报告(简称1962年报告)[15],指出该份报告第33段、第77段、第87段和第85段已经明确体现“historic titles”只与为国家主张主权的近岸水域有关。[16]

  菲律宾的此项论证存在的法律问题是:

  被菲律宾特别援引的第87段的文本讨论核心并不在于限定“historic title”的含义,而是在限定“historic waters”的性质——国家享有主权的海域。“historic title”只是用于描述要主张历史性水域必备的事实构成要素,包括:(1)国家长期以管领某一近岸水域的主权者身份在该海域行事;(2)其他国家对此的承认或默认。在某一具体案件中,当国家能够证明前述两项事实确实存在,那么该国就具有可以主张特定近岸水域为其主权管辖范围内水域的“historic title”。在此种特定的“historic title”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于特定近岸海域整个空间的海洋权利,这种海洋权利的权能最为饱满,相当于主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性水域”被视为提出主张的国家的领海或内水。

  由于国家对海洋功能的认知以及自身能力的不同,在海上活动的形式也不同。国家可能长期以主权者身份管领某一海域,也可能长期以主权者身份管控某一海域中的某些活动或排他地获取某些海上利益。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家的国民在某些海域长期从事某些活动。这些在不同海域长期存在的活动都可能从事实状态转变为法权状态。在转化过程中,根据活动程度的不同,产生的权利状态也会不同。国家的国民活动仅可能支持国家在特定海域中存在某项具有特定内容的权利,这种权利通常并不排斥其他同类权利同时存在。国家以主权者身份从事的活动则可能支持国家将特定海域的整个海洋空间纳入其专属管辖的范围。如果国家的长期活动具有一定的多样性,那么国家可能对特定海域的整个海洋空间在任何功能和用途方面有专属的权利。如果国家的长期活动只为某种目的存在,那么国家也许只能对特定海域的整个空间在某些功能和用途方面有专属的权利。如果做权利性质的类比,前者相当于主权,后者相当于在权能上不及主权的主权权利。

  可以说,以上这些基于长期持续占据海洋或其任何意义上的一部分的人类活动而形成的权利,都可以称之为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不同类型的历史性权利在事实构成方面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历史性权原[17](historic title)也不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62年报告中直接定义了包括历史性海湾在内的“historic waters”以及历史性水域主张的权利性质,但是从来没有直接单独定义过“historic title”。

  因此,菲律宾将该报告对“historic waters”的限定直接视为“historic title”的限定,是不适当的。

  (2)对其他缔约准备资料的不当解释

  菲律宾在书面补充材料、管辖权阶段庭审和实体阶段庭审中均援引了一系列《公约》缔约过程中的准备文件,指出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historic waters”始终被列于“territorial sea”项目之下,而且“historic bays”和“historic titles”在相关文件的文本中总是放在相互距离很近的位置,因此在《公约》的项下“historic title”只与国家对毗邻海岸的水域主张主权有关,这与“historic right”相区别。[18]

  菲律宾对与前述论点有直接相关性的准备资料的援引存在以下事实错误:

  菲律宾声称,在1974年主要工作文本[19]通过时,“historic title”和“historic waters”一起被置于“territorial sea”的条目下。[20]事实上,该文件相关部分的原文是:

  “2. Historic waters

  Provision 2

  The territorial sea may include waters pertaining to a State by reason of an historic right or title and actually held by it as its territorial sea.”

  由此可见,在该文本中“historic right”是和“historic title”一并列入的,两者并未像菲律宾所说的那样截然区分。

  另外,菲律宾声称,在1975年关于海湾和其他历史性水域的3号蓝皮书[21]中,历史性水域只限于毗邻沿海国的情形(“historic waters were understood as ‘an area of the sea adjacent to a coastal state”)。[22]但是,该蓝皮书的原文只规定毗邻沿海国的海域取得历史性水域地位所应满足的条件,但并未将历史性水域限定于毗邻沿海国海域。

  由此可见,菲律宾对相关准备资料的不当援引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即只有“historic title”和“historic waters”紧密联系出现在领海议题的讨论下,所以对“historic water”主张的权利性质限定也同样是对“historic title”的限定。但是,那些相关的准备资料讨论的核心仅是“historic waters”,“historic title”只是用于描述对“historic waters”主张权利的事实基础。“historic right”往往会和“historic title”混用,两者区分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因此,这些资料中关于国家对“historic waters”主张的权利性质的限定,并不当然及于“historic title”或者“historic right”。

  2. 对《公约》第298条的条款安排的不当解释

  在诉状中,菲律宾还从关于第298条条款形成的缔约历史角度提出,关于“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的争端实际上并非一般的关于历史性海湾或历史性权原的争端,而限于与领海划界有关“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的争端,所以这里的“historic title”限指主权。[23]菲律宾提出由澳大利亚等国1974年提交的有关海洋法争端解决的工作文件(简称1974年工作文件)[24]、1980年第七协商组主席报告[25]、非正式综合协商第2次和第3次修订文本[26]支持其主张。

  菲律宾对前述文件的援引和解释存在事实错误:

  菲律宾以在前述所有文件中有关“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的争端和有关海洋划界的争端在条款安排中的位置都离得较近为由,提出前述主张。但是,作为后续条款谈判基础的1974年工作文件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定的限制和例外部分,提供了两个关于排除强制程序的争端类型的条款供国家选择。在备选条款B.1中,(b)项是关于国家间海洋划界的争端,(c)项是有关历史性海湾或领海界限的争端。在备选条款B.2中,(c)项确实将关于历史性海湾的争端视为海洋划界争端的一种类型。实际上,这两个备选条款分别提供了两种关于历史性海湾争端的理解模式。对比《公约》和前述工作文件的文本,《公约》采取的是备选条款B.1的模式,即关于海洋划界的争端与关于历史性海湾的争端是不同的争端。所以,菲律宾的前述论点不能成立。

  除了诉状,菲律宾在后来表达法律立场时很少提到此项解释。

  不过,从菲律宾援引的前述文件来看,可能产生另一种不利于中国使用第298条的解释。在1974年的工作文件中,前述两个备选条款都只提及“historic bays”,“historic titles”并没有并列出现。在后来的三个文件中“historic titles”则并列出现了。在1962年报告中,“historic bays”只是作为能被国家主张为领海或内水的“historic waters”的一种类型被讨论。考虑到此点,一种不失合理性的解释是,增加“historic titles”是作为同类型的兜底设定。如果这项推定成立,“historic title”指向的权利主张性质就会受到“historic bays”的限定。

  3. 对《公约》各作准文本的不当解释

  菲律宾认为,从《公约》的各种作准文本来看,中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俄文文本都将“title”和“right”分别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不同用语,因此“historic rights”和“historic title”是不同的——前者指不及主权的权利而后者指主权。在诉状中,菲律宾尚未明确提到前述论点,只是简单提到中文文本对“title”和“right”的不同翻译。在补充书面材料中,菲律宾明确提出作准文本的问题,并详细阐述这一论点。在管辖权阶段庭审和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维持了该论点。[27]

  在书面补充材料中,菲律宾详细对照了五个公约作准文本对“title”和“rights”的本国语言翻译,参见下表[28]:

  

  在所有非中文文本中,菲律宾重点论述俄文文本对“title”和“right”不同含义的理解。在书面补充材料的7.21段,菲律宾明确承认对应俄文文本中对应“title”的“правооснование”是合成词,其中“право”的意思是“right”,而“основание”的意思是“bases”。所以,从文义上看,“правооснование”指的是权利基础。这非常符合前文提过的“title”的真正含义。为了回避这一文义解释的结果,菲律宾采取专家意见[29]的证据形式,即以俄国法律专家撰写关于俄文相关法律用语含义的意见。在该份意见中,菲律宾邀请的专家含混地转引俄国其他海洋法知名学者的观点,将“historic water”与“historic right”的权利性质差别扭曲为“historic title”与“historic right”的含义差别。通过对上述文本用语的对比,各作准文本确实如菲律宾所说将“title”和“right”视为含义不同的概念。但是,在进一步证明“title”指向主权而“right”指不及主权的权利时,菲律宾的论证存在事实错误如下:

  具体而言,在该份专家意见中,第12段之前的段落只在说明在俄文的语境中“title”和“right”的含义不同。第12段以及之后的段落所引用的俄国海洋法知名学者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讨论“historic water”和“historic right”的不同,而不是讨论“historic title”和“historic right”的不同。这一真实情况透过该份专家意见的脚注14能清楚体现,但专家意见正文则以含混的措辞将之掩盖。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在论述法文和西班牙文文本时,只提到对“title”和“right”的区别翻译,但没有进一步论证两者的含义究竟有什么差别。对阿拉伯文文本的论述,菲律宾提出阿拉伯文的翻译体现了“title”限于主权而“right”则是非主权性的权利,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哪怕是如同前文提到的专家意见。可以说,这三种作准文本确实将“title”和“right”区别对待,但是含义的具体差别并不完全像菲律宾所主张的那样。为了更切实地推翻菲律宾的论点,可以进一步查证前述列表中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俄文相关用语的具体含义。

  最后,中文文本的用语确实构成摆脱菲律宾前述主张的障碍。或许可以考虑这样一种解释:由于中文语境并没有准确对应“title”含义的用语,使用“所有权”只是为了强调“historic title”含义中排他性的一面,但并不暗示排他性只限于主权。毕竟,“所有权”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于主权概念,尤其在描述海域权利方面。对海域的排他性支配在权能表现上可以是完全的(如主权),也可能是不完全的(如主权权利)。 当然,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只限于以中国渔民长期捕鱼的实践主张不排他的历史性捕鱼权,就不能被“historic title”所覆盖。但是,非排他的历史性捕鱼权主张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在此。

  4. 对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的定性

  在论证《公约》第298条中的“historic title”仅限主权之后,菲律宾在诉状、书面补充材料、管辖权阶段庭审和实体阶段庭审中,都提出中国从未对九段线内的南海海域主权主张,其中的重要理由是中国允许在九段线内水域的航行自由。所以,菲律宾认为有关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争端并不适用关于“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管辖权排除理由。

  的确,中国并未限制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航行自由,也从未主张该部分水域是历史性水域,所以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并非主权。但是,如果菲律宾对第298条的“historic title”不能被证明限于主权,即便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并不指向主权,也仍然有适用第298条做出管辖权抗辩的空间。

  三、小结

  菲律宾从《公约》缔约历史和相关作准文本的理解两个角度,以缔约准备资料以及专家意见等证据证明“historic title”限定指向主权主张。但是,如报告前文所述,在《公约》缔约过程中对“historic waters”的权利性质限定并不当然及于“historic title”。另外,“historic title”和“historic right”的含义确有不同,但实际使用中的却分并不十分严格。菲律宾的主张不能得到充分确实的证明。

  第二部分 与南海仲裁案涉及的历史性权利有关的实体问题

  一、关于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的基本事实

  在公开声明和外交信函中,中国强调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并非基于《公约》的任何明示赋权而是基于历史性权利,而该历史性权利在《公约》之前产生并且独立于《公约》存在。对此,菲律宾以《公约》作为海洋权赋的唯一标准,从权利主张范围上证明中国的主张超出《公约》赋权的范围。另外,菲律宾从中国权利主张时间方面证明中国的主张是在《公约》之后产生的。前述两项基本事实的证明,构成菲律宾否定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公约》框架下合法性的基础。

  (一)中国权利主张的范围

  1. 关于中国的权利主张超出《公约》赋权范围的错误假定

  在诉状中,菲律宾以中国2009年致联合国秘书长照会[30]为依据,并辅以国际制图公司“International Mapping”绘制的两张说明性图示(Figure 4.1和Figure 4.2),表明中国在该份照会中表达对南海海域的权利主张超出《公约》赋权范围。[31]菲律宾该论点是基于一系列假定:a.《公约》是国家海洋权利的唯一赋权来源,因此作为《公约》缔约国的中国对海域享有专属权利的范围的最大限度是200海里;b.中国200海里专属海域的计算基础是:以大陆海岸为起算点;中国在南海享有主权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均不具备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能力。

  菲律宾a项假定存在的法律问题是:如果《公约》是国家海洋权利的唯一权赋,这是否意味着非《公约》缔约国就不享有任何海洋权利?如果认为《公约》关于赋予国家海洋权利的规定已经成为习惯法,因而非缔约国也同样享有海洋权利,那么这显然也就意味着《公约》并非国家海洋权利的唯一权赋。另外,《公约》第298条允许国家就“historic bays or historic titles”的争端排除强制程序管辖,实际上也是对《公约》之外的一般国际法规则赋予国家海洋权利的尊重。所以,a项假定并不能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同权赋发生冲突,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

  菲律宾b项假定存在的事实错误是:在《公约》项下为海洋地物产生200海里国家享有主权权利的海域的能力设定了相关地理事实条件。即便不考虑历史性权利的问题,中国在南海享有主权的部分海洋地物也是符合《公约》设定的产生相应海域的能力条件的。这一问题已有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述,本报告在此不再赘述。

  2. 关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权利主张的事实虚构

  菲律宾提出,南海周边国家强烈反对中国2009年照会提出对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32],并以其2011年照会[33]、越南2009年照会[34]、印尼2010年照会[35]以及马来西亚2009年照会[36]的内容佐证。

  菲律宾的前述论点存在的事实问题是:

  A.菲律宾直接援引越南照会的原文表述是:“中国对2009年两份照会附图标示的东海(南中国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主张缺乏法律、历史或事实基础,因此无效”。从照会文本上看,越南并未对中国2009年照会中“对相关水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法律立场做出回应。中越之间照会往来体现的争端核心仍然是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权争端。

  b.菲律宾并未直接援引马来西亚照会原文,只是概括声称马来西亚也反对中国在2009年照会中的权利主张。从诉状证据卷中提供的照会文本上看,马来西亚只是强调在提交外大陆架联合划界案之前已经告知中国此事,而且该联合划界案符合《公约》的规定。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在其照会中并未反对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而菲律宾歪曲了马来西亚照会的内容。

  另外,菲律宾还在诉状脚注275中补充2014年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助理国务卿丹尼尔(Daniel Russel)在美国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下设的亚太委员会所作证言。[37]该份证言指出,中国任何不基于陆地而使用九段线提出的海洋权利主张都是不符合国际法的。然而,美国并非南海周边沿海国,该份证言与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海洋权利主张的态度无关。

  3. 关于中国自2011年4月才推进权利主张的证明不充分

  (1)中国权利主张的范围

  在诉状中,菲律宾提出一系列证据证明,中国将九段线视为其在南海海域主张主权权利的外部界限。[38]菲律宾所使用的证据存在以下问题:

  a.菲律宾提出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锋的发言[39],证明中国对就断线内全部水域主张主权权利,包括油气开发和捕鱼的权利。但是,中国南海研究院成员并不代表中国政府,其对南海断续线具有的法律涵义所表达的观点不能视为中国政府法律立场的证据。另外,菲律宾提供的并不是刘锋发言的直接证据,而是转述刘锋发言的一篇《纽约时报》评论。因此,该篇评论是一份缺乏证明力的传闻证据。

  b. 菲律宾提出,中国2012年颁布的《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40]将南海断续线内全部水域包含在该法适用范围之内。但是,该项条例的相关条款仅规定是“中国领域和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这种概括式的规定对中国在南海主张海洋权利的具体范围的证明力较弱。

  c.菲律宾提出,其在2013年1月照会中国要求澄清2012年修订的《海南省沿海边防治安管理条例》是否仍然限于在海南岛海岸12海里范围内执行。[41]中国没有回应菲律宾的照会,但菲律宾提出2012年12月中国《海事新闻》关于“海巡21”的报道[42]是中国对其照会的回应。[43]因为,该项报道的内容是:海南海事局局长在“海巡21”列编海南海事局仪式上表示,该船将与其他海巡船艇一道形成对海南辖区沿海、近海和南中国海海域近200多万平方海里海事监管的全覆盖。但是,前述新闻报道并不能作为菲律宾主张事实的证据,理由是:一方面,该新闻报道发生在菲律宾照会中国之前,并不能被视为中国对菲律宾照会的回应;另一方面,从内容来看,海南海事局局长发言只表示海事局列编船艇的海事监管的能力范围,并非中国在南海主张的管辖海域范围的法律立场表达。所以,该新闻报道对于菲律宾所欲证明的事实来说是一项内容模糊的间接证据,缺乏证明力。

  (2)中国权利主张的依据

  在A项论点的基础上,菲律宾进一步提出,中国对九段线内超出公约授权范围的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主张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是以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规定的历史性权利为基础。[44]对此,菲律宾提出唯一的证据是2013年高之国法官和贾兵兵教授合写的论文[45]。

  很明显的是,学术论文仅构成关于中国表达权利主张的法律基础的间接证据,不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明力。另外,中国对南海海域的主张是根据一般国际法并基于长期以来不断累积的国家实践而产生的历史性权利,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只是国家实践一种表现。

  (二)中国权利主张的时间

  在诉状中,菲律宾将中国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主张同对南海海域的海洋权利主张拆分,并进一步将两项权利主张的时间也拆分。由此,菲律宾提出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中国先提出的是关于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主张,而且具体来说中国对南海不同群岛主张领土主权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水域提出海洋权利主张则至多追溯至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颁布之时。

  菲律宾在管辖权阶段庭审和实体阶段庭审中均维持此项事实主张。[46]

  1. 关于中国对南海诸岛主张主权的时间的片面证据

  菲律宾主张从20世纪初中国才开始将南海诸岛视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在诉状中,菲律宾以霍斯特埃特勒(Laura Hostetler)的学术论文[47]和1932年中国驻法公使致法国外交部照会[48]佐证前述事实。[49]

  a.菲律宾提出,霍斯特埃特勒的学术论文论及20世纪初诸多中国清朝地图将中国最南端边界标为海南岛。但是,学术论文只是一种证明力很弱的间接证据。另外,有诸多中国清朝官方地图可以作为菲律宾主张事实的相反证据。在1980年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声明中,也提出过诸多中国在20世纪以前已经对南海诸岛主张主权的证据。

  b.菲律宾提出,1932年中国驻法公使致法国外交部照会中将西沙群岛视为中国最南端的领土。菲律宾对该照会内容的解释有误:根据中华民国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编印《外交部诸岛档案汇编》(上册)第446页关于该照会的中文全文文本,“西沙群岛构成中国最南端领土”仅是该照会中援引1928年西沙群岛调查委员会主席番禺沈鹏飞对西沙群岛的报告书以及广东省实业厅西沙成案汇编中的说法。根据该照会的上下文,援引的目的是说明中国早已将西沙群岛视为中国领土,而并非表明中国最南端领土到西沙群岛,也非表明中国自1932年才开始对西沙群岛主张主权。另外,菲律宾提供的照会仅是英文翻译件,缺乏照会原文文本。

  2. 对1947年中国官方地图绘制的断续线含义的不确切推定

  菲律宾认为,中国地图上绘制的断续线在最初绘制时仅表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50]

  a.菲律宾提出,中国学者邹克渊论文以及李金明和李德霞合写论文[51]论及第一份将南至南沙群岛的南海岛屿及其附近水域包含一条十一段线的中国官方地图是出现在1947年一份仅内部传播的地图集中。这一主张存在的事实错误是:第一份绘有十一段线的中国官方地图在1947年12月16日《中央日报》上公布。

  b.菲律宾进一步提出三项间接证据:高之国法官和贾兵兵教授的合写论文[52]论及二战结束初期,十一段线被认为是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确认和重申;《对日和平条约》缔结和签署会议记录[53]记载中国在对日旧金山和约的谈判中提出的是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苏亚雷兹(Suzette V. Suarez)的著作[54]提及1945年有关大陆架权利主张的杜鲁门宣言公布之后,一些国家跟随美国提出类似宣言,而中国并不在这些国家之中。

  菲律宾对南海断续线最初绘制意图的证明都依赖的是间接证据。这些间接证据单独的证明力都不强。当然,如果中国能够提出与这些间接证据相反的事实的直接证据,从前述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将被推翻。

  3. 关于中国对南海主张海洋权利的时间的片面证据

  菲律宾提出,中国政府从1950年到1995年从未肯定过对九段线内除领海和毗连区外的水域或海床的权利主张,这种权利主张直到1998年才提出。[55]

  (1)关于中国国家行为的片面证据

  菲律宾仅以1950年-1956年中国政府出版的官方地图、1958年中国《领海声明》[56]、1992年中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声明[57]以及1998年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58],证明虽然南海断续线一直出现在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上,但中国始终没有对对九段线内除领海、毗连区外的水域或海床提出权利主张。此种证据提供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提出的晚于《公约》产生的海洋权利主张,因此中国的权利主张并无历史连续性可言。实际上,菲律宾片面地提供了相关证据。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领海和毗连区以外水域及海床的权利主张并不一定只能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体现。从1950到1980年代中国通过多次外交声明表达了在南海的海洋权利主张,而菲律宾在诉状中对这些声明只字未提。[59]

  菲律宾还进一步提出,在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颁布之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有关海洋科学研究的许可[60]开始将南海断续线视为中国管辖海域的外部界限。然而,除了海洋科学研究的许可行为,中国在1999年开始将南海海域纳入中国海上伏季休渔的制度范围。这些都是中国不断强化和巩固在南海断续线内海洋权利的表现。

  (2)中国学者论文的证明力缺乏

  除了中国立法和官方出版地图之外,菲律宾再次援引中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对南海断续线的解释作为证据。

  菲律宾提到,高之国在1994年发表的学术论文[61]论及中国从未主张南中国海整个水域,只是九段线中的岛屿及其周围水域,因此中国地图上的边界线只是一条确定岛屿主权的线,而非习惯意义上的海疆线。[62]菲律宾还提到,在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颁布之后,中国学者[63]才开始将南海断续线同中国对南海水域的历史性权利做关联解释。

  援引学者观点作为证据存在的问题,报告前文已经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4. 菲律宾证明中国权利主张时间存在的根本问题

  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关于对南海各群岛整体主权及对其海域的海洋权利的一体表述。由于海洋的流动特性以及国家海洋活动能力的限制,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控制从1947年到现在必然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从最初主要表达支配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国家意志到体现这种国家意志的实际海上活动的不断增强。从这一角度,可以说菲律宾提出的前述事实是对中国历史性权利的肢解。

  当然,要支持前述解释,同样需要有力证据的支持。正如报告前文提到过的,历史性权利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其指向的权利性质取决于具体的国家实践。所以,对于不同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证明标准也不同。[64]简单地说,国家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所具有的权能越完全以及排他性越强,证明标准也会越高,而其他国家这些实践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反之,证明标准可能就会降低。

  (三)中国权利主张的内容

  在诉状中,菲律宾定性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是对断续线内除领海和毗连区外的水域和海床主张的主权权利。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更明确地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定性为对南海断续线和南海岛礁的领海外部界限之间海域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菲律宾代理律师雷切尔(Paul Reichler)的第一轮陈述当中。

  在实体阶段庭审,菲律宾强调,中国自2009年照会后的外交信函、官方声明以及行为完全支持前述定性解释。菲律宾特别补充了中国在南海进行渔业管理和油气开发管理的一些活动。不过,菲律宾证据只是提交了2009年之后中国活动的相关证据。正如报告前文提过的,中国在南海的伏季休渔管理活动从1999年就已经开始,持续10年之后在2009年做出一些调整。[65]同样,中国抗议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分别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和50年代。菲律宾并没有完整的展示这些事实。

  (四)小结

  在证明有关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主张的事实方面,菲律宾大量使用间接证据和假定。在那些间接证据中,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成为支持菲律宾主张的重要证据。通常情况下,间接证据对有关事实的证明不具有决定作用。至于假定,有相反的直接证据存在,是可以推翻的。

  二、关于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在《公约》框架下的合法性

  (一)关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对《公约》的违反

  1.《公约》规定及其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地位

  (1)《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地位问题——误用“宪法”类比

  在诉状中,菲律宾提出,《公约》第56、57、62、76、77和121条是确立每个国家海洋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和性质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努力尝试达成调整世界海洋整体秩序的全球协定的结果。[66]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重申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这些条款全面覆盖了与海洋权赋有关的所有问题,并且在海洋法律秩序中优先适用。

  A.菲律宾引用《公约》序言,指出《公约》旨在“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而且“有需要通过本公约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此项援引存在的法律问题是:首先,在序言完整的文本中,“解决与海洋法有关的一切问题”是缔约国的一种愿望,而这种愿望在根本上要求缔约国“本着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才能达成;其次,《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并非唯一的规则来源,这一点体现在《公约》293条,该条规定争端解决的法院和法庭应适用“公约和其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最后,《公约》并不穷尽与海上活动有关的一切事项,序言的最后一条确认“本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B.菲律宾引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许通美(Tommy Koh)关于公约是“海洋宪法”的发言[67],解释《公约》在效力上的优先性。[68]事实上,许通美在发言中阐述了将《公约》视为“海洋宪法”的八项理由。这八项理由全部是关于公约的调整事项涉及诸多重要的海洋活动。所以,许通美将《公约》类比国内法上的宪法,并不表示《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超越性地位。另外,《公约》本身对其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优先适用地位做出了一些明确规定(例如第311条、第310条和第293条)。但是,有关《公约》优先适用的规定处理的是《公约》和其他有关条约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之间当然优先适用。

  因此,《公约》并非国家海洋权利的唯一权赋,不能作为评价国家海洋权利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另外,《公约》并未完全处理其与一般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关系,在缔约国之间并不总是当然地优先适用《公约》规定。

  (2)《公约》和历史性权利的关系模式问题——误读1962年报告

  在诉状中,菲律宾基于《公约》的总括性和超越性地位的论断,将联合国秘书处1962年报告提出关于历史性权原和《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的关系推定(第75段),直接适用于本案中对《公约》的解释。[69]菲律宾认为,《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制度没有保存和维持在一般国际法下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因此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中不能维持。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维持了这一论证。

  菲律宾的前述论证存在的法律问题是:

  菲律宾将前述三个推论运用到对《公约》的解释,是对1962年报告的不完全解读。第75段需要同第76和77段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该报告对《领海及毗连区公约》以及一般国际法项下历史性权原之间关系的三项推论。

  1962年报告第75段提到:“如果某条规定被认为与对某海域的历史性权原(historic title)相冲突,而该条并无保留历史性权原的条款,该规定应在《公约》(此处指《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的缔约方之间优先适用。这个似乎从第7条和第12条含有关于保留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的明确条款这一事实中反向推导出:无此条款的条文应被视为不承认有利于此种权利的例外。”

  第76段紧接着指出:“显然,当某个事项未被《公约》(此处亦指《领海与毗连区公约》)所规定时,情势则不同。例如,海岸属于两个乃至更多国家的海湾,而且也涉及领海宽度问题。在此的事项完全未被公约处理;由于公约未纳入相关一般规则,在此方面保留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自然没有意义。”

  在前述两段的基础上,1962年报告第77段得出了关于历史性权利和《公约》(此处亦指《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关系的三个推论:第一,历史性权原涉及的是公约未处理的海域,公约因此对该权原无影响;第二,历史性权原涉及的是公约处理的海域,但同时明确被公约所保留,在此情况下,公约对该权原也无影响;最后,历史性权原与公约条款冲突,而且未明确为公约保留,在此情形下,历史性权原在公约缔约方之间被取代。

  因此,1962年报告首先肯定的是,《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并未就所有海域的类型做出一般性规定,而在未被该公约覆盖的事项上,不存在该公约是否保留了历史性权原的问题。1962年报告进而才指出,在《领海及毗连区公约》覆盖的事项上,如果该公约明确保留,相关的历史性权原才能得到尊重,否则就被该公约消除了。

  但是,该报告并没有预设的是,与条约未予规定事项有关的历史性权原同条约规定事项下的海洋权利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处理。在这点上,更恰当的处理方式或许是,考察该历史性权原和条约项下的海洋权利在权能和排他性方面是否处于同一层级,从而决定何者优先,或者进行划界,又或者采取其他的冲突解决方式。

  就本案而言,菲律宾提出,在《公约》缔约过程中,一些国家主张在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中保留他国的历史性捕鱼权[70],但更多国家反对保留的立场在1974年被普遍接受,《公约》第61条和第62条反映了这一立场。[71]菲律宾还提出一项补充性论点:与《公约》第2条第3款不同,第55条未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和公约共同调整沿海国和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管辖权和自由,所以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不受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限制。[72]

  但是,中国并非以非沿海国的地位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中主张历史性捕鱼权。所以,《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是否保留了相关的历史性权原与本案无关。

  在中国的外交照会和声明中明确表示,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基于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而对群岛附近和相关水域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并非《公约》覆盖的事项,也就不存在《公约》是否保留了与此种类型的海域有关的历史性权原问题。因此,《公约》并非判断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有关的历史性权利的法律效力的标准。

  综上所述,中国对相关水域的权利只是同菲律宾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在权能和排他性上类似,所以中国权利主张和菲律宾的权利主张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并不是由于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提出一项以历史性权利为名的新的海洋权利主张,而是与《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有关的历史性权利同《公约》规定的海洋权利之间的冲突。对此,应该由中国和菲律宾本着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解决不同权赋之间的冲突,而具体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多样的。

  (3)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问题——误解占有的不适用

  在实体阶段庭审,菲律宾论证历史性权利在《公约》框架下的不合法问题时,从《公约》条款的技术性分析上升到了支配海洋法律秩序的原则的宏观视野。菲律宾认为,海洋只受制于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海洋自由原则,禁止任何国家独占公海;第二个是直接相邻沿海国家控制部分海域原则,禁止其他国家独占此海域。在这些原则面前没有例外:不能基于时效或其他理由而取得所有权。[73]这是一种对海洋法律秩序建构的不恰当解读。

  格劳修斯为降低荷兰海上贸易成本而提出的海洋自由观念,能够便利欧洲国家有效利用海洋的通道功能,但国家对海洋的功能还有其他的考虑,诸如安全以及经济利益,而这些考虑又会驱动国家独占海洋的野心。因此,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是在海洋的开放和海洋的占有这两项根本需求之间不断平衡的过程。

  在《公约》产生之前,邻近性是最早被想象出的一种平衡杆。它代表的是小面积加完全主权权能的平衡模式。在《公约》产生之后,面对国家对更大面积的海域提出主权主张的状况,公约提供了新的平衡杆:一方面满足国家主张在面积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削弱主张的权能。因此,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产生了,而拥有专属经济区的国家在其中享有的是次于主权的权利。这是大面积加不完全主权权能的平衡模式。

  前述两种模式都不考虑国家对海域实际占有的持续状态。但是,现实中国家实际占有海域的活动从来没有因为海洋自由观念得到接受而停止。所以,在《公约》产生之前,面对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出现了关于历史性海湾的讨论。这是一种再平衡的缩影,它表达了海洋法律秩序的缔造者们允许国家在专属海域面积受到一般限制的情况下,以持续占有的事实状态主张超出一般限制的更大面积的领海。人们原本试图将这种讨论从海湾拓展到更为一般的地理情况,但是难以穷尽的现实还是阻碍了这一尝试。在《公约》创造专属经济区这一平衡模式时,国家以程度较弱的方式排他地占有更大面积海域的实践并不多。但是,这种对国家实际占有海洋的不同状态与海洋权利关系的考量,在晚于格劳修斯但影响力毫不逊色的国际公法学家瓦泰尔1758年的著作中早就论及。[74]

  由此可见,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是在海洋自由和海洋占有的不断平衡中建构的。邻近性是主要的平衡考量,而以长期持续的占有为基础的历史性权原是特殊情况下的平衡考量。《公约》并未穷尽一切需要平衡的情况,所以在序言特别提及公约未尽事项仍由一般国际法的规则调整。

  (4)在先使用和历史性权利的问题——概念混淆

  在实体庭审阶段论述完海洋法律秩序建构基础后,菲律宾暗示历史性因素只是一种《公约》产生之前对海域的在先使用(prior use)。对此,菲律宾认为,《公约》对在先使用只是提供适当保护(modest protection)。[75]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沿海国对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是专属的,所以《公约》不允许在先使用对沿海国专属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构成限制,至多成为沿海国在制定渔业政策方面的一种考量因素。

  菲律宾援引为“在先使用”的《公约》条款基本都和“interest”相联系。这些利益作为事实状态是否获得合法性,还取决于法律规则设定的保护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但是,历史性权利并非一种等待法律规则确认是否合法的利益,而是在一般国际法规则下已经获得保护的合法利益。只是,这种权利可能和《公约》项下的权利发生冲突。菲律宾试图通过混淆占有和使用,将能够支持国家主张占有海洋空间的历史性权利降等为一种只是在某种海洋空间中可能存在使用状态,是有问题的。

  2. 对国际司法判例的援引

  在诉状中,菲律宾援引了9个涉及历史性权利的国际司法判例指出,对海域的历史性权利的大多数判例都产生自《公约》之前并且适用一般国际法的规则,但没有任何判例能成为中国主张在菲律宾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主张历史性权利的基础。[76]

  (1)个案援引的具体问题

  A.英挪渔业案和英国、德国诉爱尔兰渔业管辖权案

  在英挪渔业案[77]中,挪威采用直线基线划出其领海的做法,在长达60年的时间中获得其他国家的一般容忍,英国也从未表示过反对。这确保挪威执行其国内法的此种实践能够对抗英国。菲律宾其实并不关注这个判例本身的法律意义,而是借此援引国际公法学家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对该案的评论[78],来支持其在第10项请求中隐含的主张:一国领海中允许他国的传统捕鱼权存在。

  菲茨莫里斯在论文中谈到:尽管挪威主张4海里领海的主张有效,该主张要受到英国在该海域中已经获得的任何历史性捕鱼权的限制。一国渔船从远古时期就在作为公海向所有人开放的海域长期捕鱼,就可以说该国已经通过这种私人捕鱼活动获得了一种既得利益(当然是非排他的)。如果其他国家将该区域主张为领海,而该主张被认为有效或者获得承认,前述已经获得的捕鱼权将在该区域继续得到尊重。[79]

  前述评论单独看待,可能颇具建设性。但是,和菲律宾援引英国、德国诉爱尔兰渔业管辖权案所做论述相对比,就会发现其中不当之处。

  在英国、德国诉爱尔兰渔业管辖权案[80]中,冰岛将专属渔区推进到50海里,遭致长期在冰岛水域捕鱼的德国和英国反对。国际法院支持冰岛为渔业保护目的的专属渔区主张。但是,法院认为冰岛在专属渔区的权利只是因其沿岸国地位产生的优先权(preferential)而非专属权(exclusive),因此要受限于其对渔业特殊依赖的范围,并且有义务(obligation)考虑其他国家的权利。菲律宾就此提出,国际法院将国家在专属渔区的权利定性为优先权是发生在《公约》产生以前,而在《公约》产生后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定性是专属权。所以,专属权是不能受到限制的。

  既然主权权利作为一种专属权,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历史性捕鱼活动作为既得利益限制这种权利,那为什么主权同样具有专属性,就可以允许其他国家的历史性捕鱼活动限制主权的行使呢?也就是说,从菲律宾的权利假设出发,国家在领海中对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权利也是专属的,允许他国历史性捕鱼权的存在与此是冲突的。所以,在一国领海中,他国的历史性捕鱼活动作为一种既得利益,可以被沿海国予以适度的考虑,但不可能构成对沿海国专属权的限制。

  B.突尼斯诉利比亚案[81]

  在该案中,突尼斯认为其自古以来连续的捕鱼活动以及其他国家对此的默认足以形成历史性捕鱼权,其享有历史性捕鱼权的区域不应被划作利比亚的大陆架。利比亚则认为一国的历史性捕鱼实践不能限制另一国对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固有权利,因为两国都是《大陆架公约》的缔约国。国际法院认为:历史性水域和大陆架制度在习惯国际法上是不同的制度,前者依靠占有,后者基于自始的固有权利存在,没有必要考虑两者的竞合。菲律宾援用了该案中国际法院对大陆架权利的定性“自始的固有的”,并强调《公约》未保留的历史性权利就不再被保护,从而论证大陆架权利不受历史性权利的限制。

  必须要注意到的是,附随该案判决主文产生的是法官们发表的三份单独意见和三份反对意见。可见,法官们对判决主文的说理或结论并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关于历史性权利对大陆架权利的限制,就是法官们不同意见的关注重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克哈(Jimenez De Arecha)法官发表的单独意见。[82]他指出,以大陆架权利是自始和固有的来一般性地对抗历史性捕鱼权是不成立的,因为“自始和固有的”至多是1958年才产生的对大陆架权利的定性,这种定性并不能使在此之前已经获得且存在的权利。另外,就该案的特殊情况而言,支持突尼斯历史性捕鱼权的特殊实践,实际上已经构成对大陆架的开发,而不只是对定居种鱼类的捕捞。所以,突尼斯的历史性捕鱼权实际上和大陆架权利紧密相关,在划界过程中应当考虑。

  因此,该案对历史性权利和大陆架权利关系的说理,并不像菲律宾认为的那样,可以简单被用于否定历史性权利对大陆架权利的限制。

  当然,必须要注意的是,阿克哈法官的意见结论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该案存在一些有关历史性捕鱼权的特殊实践,并不是在其他案件中可以完全类比的。

  C.缅因湾案[83]

  在该案中,国际法院认为,虽然《公约》还未生效,但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制度的规定与一般国际法是一致的,这两项制度确立了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法律上的权利垄断(legal monopoly)。因此,不论美国此前具有何种优势地位,都不能构成其将已经成为加拿大一部分的任何海域主张为自己专属渔区一部分的有效基础。菲律宾认为,该案是迄今唯一一例国际法院明确裁定历史性捕鱼权与《公约》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相抵触的案例。

  的确,该案判决对于菲律宾的论点是有力支持。不过,国际法院不支持美国立场还有一个考虑是,事实上美国国民在缅因湾的捕鱼活动并不如加拿大国民从事的多。这一点是值得在本案中注意的。

  D.卡塔尔诉巴林案[84]

  该案中,由于当事国主张的行为不构成历史性权利,因此国际法院没有再考虑历史性权利和《公约》规定的关系问题。这个案件的法律意义主要在于对历史性权利构成要件的讨论,尤其是持续性的要求。所以,本案只对历史性权利的构成有参考的价值。

  E.厄立特里亚-也门仲裁案[85]

  在该案中,仲裁庭明确支持一国在他国海域(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中的历史性捕鱼权得到维持。

  菲律宾强调了该案的特殊性:a.在岛屿领土主权问题阶段,仲裁庭裁断某些岛屿的主权归属也门,但考虑到这会对自远古以来就在这些岛屿附近捕鱼的厄立特里亚渔民生计造成毁灭性打击,所以要求也门要确保在这些岛屿附近水域关于两国渔民自由捕鱼的传统捕鱼制度保留;b.在海洋划界阶段,由于当事国要求仲裁庭考虑领土主权问题、《公约》和任何其他必要因素,仲裁庭能够在《公约》规定之外划定海洋边界。仲裁庭注意到,几个世纪以来红海两侧渔民对争议岛屿水域的共同利用的历史传统,这些活动并未受到公共权威限制或调整。所有这些重要事实能够产生某些历史性权利,这为维持存在了几个世纪利于红海两侧人口的公共空间提供充分的法律基础。这种公共空间并非《公约》规定的海域。传统捕鱼制度在整个这片水域运行,不仅在当事国的领海之外,也在他们的领海和港口之中;c.红海两岸统治者对自古以来持续的捕鱼活动的容忍,阻碍进入传统渔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以及当事国同意仲裁庭考虑《公约》之外的事实情况,这些因素解释了仲裁庭并与前述国际法院立场和《公约》规定相悖的做法。当《公约》是无条件适用的法律规则时,应该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解释。第56条的通常含义明白无歧义: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专属的权利。

  菲律宾为支持其论点对该案特殊性所做的解释,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首先,菲律宾歪曲了该案仲裁的依据。在当事国之间的仲裁协议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在领土主权问题阶段和海洋划界问题阶段,仲裁庭均应根据国际法作出裁决。第2条第3款规定,在裁决海洋划界问题时,仲裁庭要考虑对领土主权问题已经作出的判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任何必要事实。第2条第1和2款的规定并不允许仲裁庭不按照法律规则作出裁决,反而还要求仲裁庭要特别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菲律宾将前述两款规定歪曲解释成仲裁协议允许仲裁庭在法律之外根据事实裁判。

  其次,在考虑到维持一国在另一国水域中的历史性捕鱼权,仲裁庭提到了对前者渔民生计的影响是重要考量。所以,在仲裁庭看来,一国在另一国水域中的历史性捕鱼权并不是绝对不能被维系的。

  最后,仲裁庭裁定,在《公约》规定的海域划分框架下,维持历史性捕鱼权存在的公共空间。这是对一般国际法之下的历史性权利同《公约》项下的权利冲突时做出的创造性平衡。

  因此,该案不但不是对菲律宾论点的支持,而且是中国在一般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与菲律宾在《公约》项下权利冲突解决的重要参考。

  F.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86]

  在该案中,仲裁庭拒绝巴巴多斯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毫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获得一项捕鱼权的要求。仲裁庭拒绝的理由是:(1)阻止巴巴多斯渔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水域捕鱼并不会对巴巴多斯渔民的生计产生毁灭性的打击;(2)巴巴多斯渔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专属经济区捕鱼行为仅追溯至1970年代,这么短的时间不足以产生一项传统。

  可见,该案并没有直接否定一国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中的捕鱼权。只是有一项条件:阻碍一国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捕鱼是否会对前者渔民的生计造成毁灭性打击。所以,该案并不能当然视为不支持一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中继续维持历史性捕鱼权。

  G.格林兰和扬马延海洋划界案[87]

  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国际法院在海洋划界中明确将传统捕鱼权作为相关情况考虑的判例。也正是因此,菲律宾没有在诉状的正文中援引该案,而只是放在第374项脚注中。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该案对渔业因素的考虑是辅助性的,真正调整海洋边界的原因是丹麦和挪威海岸长度极端差异。

  (2)案例援引的根本问题

  除了前文提到的菲律宾对各个判例不恰当的解释之外,菲律宾在判例的援引上有一项假设。结合前文菲律宾对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时间的肢解,菲律宾试图主张的事实是,中国在其根据《公约》被赋予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某一项或几项历史性权利。在此基础上,菲律宾着重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是专属权而非优先权,否定中国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

  但是,菲律宾主张的事实可能并非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如果中国的国家实践活动表明中国从1947年开始就不断在强化对断续线内水域的排他性的支配,那么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就不是一项或者多项在他国海域中寻求维持的权利或权利的简单集合,而是对断续线内水域作为整体海洋空间的支配权。当然,对断续线内水域的主张并非主权主张,而是程度不及主权的权利,毕竟中国明确允许在该部分水域的航行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根据一般国际法主张的海域空间和根据《公约》主张享有的海域空间之间的权利重叠,从而产生划界的可能。

  3. 小结

  通过强调《公约》在调整事项上的全面性和在海洋法律秩序中效力的优越性,菲律宾主张《公约》已经对历史性权利能够产生的法律效果全部做出保留或排除了。除此之外,海洋权利的获取不依赖事实上的占有产生,所以除了《公约》明确允许的在先使用,任何事实上的占有都是不合法的。另外,国际司法判例也并不支持历史性权利在《公约》已经排除的范围内继续存续。

  但是,报告前文已经论证,《公约》并非一个完全的规则提供体系。同时,从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过程来看,《公约》对于历史性权利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其与《公约》创造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予以考虑。因此,以《公约》来判断其未规定事项的合法性,并不符合逻辑。

  另外,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是同《公约》未予规定的大陆国家远洋群岛这一事项有关。所以,《公约》并非判断中国历史性权利的法律效力的标准。对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同菲律宾在《公约》项下的权利发生事实上的冲突,由此产生海域重叠而有划界的需要,应该由双方本着合作和谅解精神解决。

  (二)关于中国对善意遵守《公约》义务的违反

  菲律宾认为,中国对大片海域主张权利不是基于任何大陆或岛屿领土,而是基于所谓的历史性使用或占有。这不仅违反《公约》,也是对一般国际法上的善意遵守《公约》义务的违反。[88]

  菲律宾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和27条[89]指出,每一项条约都对缔约国有法律拘束力并且缔约国必须善意遵守条约,国家不能援引国内法规定作为不履行《公约》的合法理由。因此,根据《公约》第309和311条以及序言的规定,除非《公约》其他条款明确允许,中国对《公约》的遵守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和例外。这意味着中国不能在其国内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列出直接与其在《公约》下义务相抵触的规定,中国也不能以国内立法规避或绕开《公约》下的义务。菲律宾进一步援引常设国际法院关于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的咨询意见案[90]强调,订立国际义务的国家为确保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得到履行,要对其国内立法作必要修改,因此中国有义务使国内立法与《公约》保持一致,而不是颁布与公约相抵触的新法。菲律宾还援引了一些国家为了遵守《公约》而修改与《公约》相抵触的国内法的例子[91],并指出菲律宾也是放弃与《公约》相抵触的长期历史主张的国家[92]。

  的确,国家应当善意遵守条约义务。但是,如果条约没有规定,就不存在遵守的问题。正如前文已经论及,对于历史性权利的问题,《公约》并没有完全予以处理。就历史性权利的构成要件而言,《公约》完全没有形成一般规则;就历史性权利与《公约》项下权利的关系而言,《公约》没有穷尽所有情况作出规定。因此,对于《公约》未尽事项,国家并无遵守义务,也就不存在对一般国际法上善意遵守《公约》义务的违反。

  至于因前述未穷尽的事项而引起的《公约》项下的权利和特定历史性权利之间的冲突并导致争端,当事国之间因本着互相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妥为解决。

  三、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在一般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一)关于《公约》作为一般国际法应为中国无条件接受

  在诉状中,菲律宾援引缅因湾案和卡塔尔诉巴林案关于《公约》作为一般国际法的地位的论述,主张中国应当无条件接受《公约》的规定。[93]在此基础上,菲律宾进一步援引英挪渔业案论述的一贯反对者原则,强调只有从一开始就反对一项一般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形成之后的一般国际法对反对者才不具有拘束力。菲律宾认为,中国在《公约》谈判产生新的习惯国际法过程中并没有表示反对,反而是积极参与谈判,并且不对任何有关海洋权利和管辖权的规定提出反对。另外,中国不是试图保留历史性捕鱼权的国家,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对坚持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中资源享有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国家提出反对。[94]

  菲律宾的论点存在法律上的问题:

  《公约》是对习惯法的编纂,但是《公约》的规则本质上仍然是条约规则。一贯反对者原则适用的对象是习惯国际法规则。试图用一般国际法规则这一概念模糊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法规则形成的不同,在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中国作为《公约》缔约过程的参与国,能够按照其认为恰当的方式参与条约起草的谈判过程,可以选择在条约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自由选择表达或不表达其利益关切。对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中国作为沿海国当然可以选择表达支持的立场。至于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是否必须通过《公约》得到体现,这是一项政治决策。

  最后,中国历史性权利主张的提出时间并非在《公约》通过之后的1998年。一个国家的权利主张并不必须以非常明确的成文方式来表达。1947年的断续线绘制是中国对长期以来与南海岛礁与水域产生实际联系和利益的一种表达,此后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其对南海的权利主张,在外交信函和实际活动中都持续不断地表达这种权利主张。在1998年之后,中国通过立法的方式逐渐阐明其在南海的权利主张。这是一种权利主张不断强化和巩固的持续过程,在《公约》产生之前已经开始,而在《公约》产生之后也仍旧在延续。

  因此,一贯反对者原则并不适用于评价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

  (二)关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不满足一般国际法的标准

  在诉状中,菲律宾提出,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a.长期持续地行使所主张的权利;b.其他国家,包括其主权权利不再专属的沿海国的容忍。按照前述法律标准,中国的官方记录中没有能够支持此种历史性权利的证据。[95]菲律宾着重论证了中国没有一般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捕鱼权。[96]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证中国缺乏对断续线内水域的历史性权利,并就此更明确提出一些证据。

  1. 总体情况——歪曲历史事实和片面出示证据

  (1)对中国在20世纪之前对南海主张权利的有关事实的歪曲

  A.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主张,从宋朝到2009年长达900年时间中,中国都没有对南中国海诸岛提出主张,更逞论对水域的特殊权利。[97]

  菲律宾援引了宋朝和明朝的两份地图[98],证明宋明时期对“中国”范围的描述最南端仅到海南岛。[99]对此,中国有大量史料证明中国在宋明时期已经将南海海域视为中国疆域,比如明建文四年(1402年)绘制《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在南海中标有两个“石塘”和一个“长沙”。明代罗洪先《广舆图》卷中附图,不仅有广东大陆,也包括南沙群岛。

  菲律宾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禁海令,并援引学者对禁海令的理解[100],强调正是由于中国禁止海洋活动,因此到明朝时期的地图才将中国最南端描绘为海南岛,而没有体现中国对南中国海或其中任何岛礁的主张。这种状况延续到了清朝,以至于当时中国地图上并没有描述海南岛之外的区域。[101]

  菲律宾的该论点存在事实错误:首先,明代的海禁政策限制民间,但不限制官方航海行为;其次,清代中国将南海视为疆域范围:中国政府将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列入地方志;中国政府将南海作为疆域绘入中国官方地图,比如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和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其中,《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的彩绘本,用粉红色描绘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外国诸岛则用淡青色描绘;一些私人地图显示南海诸岛、南海海域在中国疆域内;一些外国地图将南海称为“大清海”或沿袭“大明海”;中国水师巡视南海海域。这些事实均有相关历史资料证明;

  B.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提出,正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在南中国海提出主张,所以中国也没有对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提出反对。[102]对此,菲律宾援引学者的学术论文佐证其观点。[103]学者论文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在19世纪没有对其他国家在南海进行的水文调查提出反对,而且也不参与其他国家打击海盗的共同活动。对于其他国家在19世纪各国进行南海水文调查,中国政府并不知情;对于打击海盗,从明朝到清朝一直持续,此点同样有学术论文佐证。[104]

  (2)对中国在20世纪之初对南海主张权利的有关事实的歪曲

  在实体阶段庭审中,菲律宾认为,中国从1935年开始对西沙群岛以南诸岛主张主权,但未同时对海域提出主张。[105]

  A.菲律宾主要援引中华民国于1995年出版的《外交部南海诸岛档案汇编》[106],证明中国对西沙群岛以南主张主权是在1935年。菲律宾还援引《中华民国分省新图》[107],指出该图制图时间大约是1933年,是对中国对海南岛以南位于南中国海的岛礁主权主张的最早制图描述。另外,菲律宾还指出,当中国于1935年制备南沙群岛诸岛地图时,才第一次对西沙群岛以南诸岛提出主张,而且马英九提到1935年地图时也将之视为对南沙诸岛的第一次主权宣誓。[108]

  对于中国对南沙在更早的时期就主张主权,有大量历史资料,外交档案以及学者研究佐证,对此不复赘述。另外,菲律宾提到的前述档案汇编只是当时中国政府南沙主张的一部分档案。

  菲律宾援引学者论文[109],证明到20世纪前夕,中华帝国并未对海南岛以南的领土或水域提出主张。

  但是,自宋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已设立行政机构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将“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石塘海、长沙海”载入官方修纂的地方志,绘入官方地图。宋代以来,官方记录多次记载,中国水师巡航南海。元代,官方组织在南海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活动。

  菲律宾还援引学者论文[110]提出,即便是西沙群岛,中国的主权主张也是值得质疑的。

  对此,据20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的相关档案,法国认为西沙群岛主权不属法国或越南。[111]

  B.菲律宾认为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并未提出对南海水域的主张,所依赖的事实是:

  1935年地图的名称;

  中国在1930年海牙编纂会议期间只主张3海里领海[112];

  中国当时并未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南海从事活动,诸如水文调查等[113];

  中国在1946年讨论接收南沙群岛事宜时,最后决定的各地物名称只有14个是中文旧称,还是英文名称的音译,而新的名称大部分也同样是对英文名称的音译或翻译;另外,在1947年2月7日,外交部关于“派赴各图书馆查阅西沙群岛资料报告”中提到“派赴各图书馆翻阅志书图籍蒐集西沙群岛隶属我国之记载”,而翻阅的结果是相关记录和地图都表明中国领土只及于海南岛。[114]

  菲律宾认为,以上事实正说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张缺乏历史基础。但是,菲律宾的论证存在事实错误:

  首先,1921年以来,中国政府组织开发西沙群岛。第一次在民国十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在民国十二年四月七日均由省府批准何瑞年承办该岛农矿渔业,第三次在民国十八年七月十三日由建厅批准宋锡权,第四次在民国二十年四月三日由建厅批准严景,第五次本年三月一日枢未就职前复由建厅批准中华国产田料公司苏子江承采鸟粪是该岛农矿渔业鸟粪;[115]

  其次,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对一些命名列举命名理由,明确注明在南海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命名就有二十余处,如尹庆群礁(尹庆与郑和同时出使南洋)、敦谦沙洲(纪念中业号舰长李敦谦)等。南沙多个岛礁的英文名称是中国渔民对岛礁命名的音译。如Namyit (南乙),Sincowe(秤钩),Subi(丑未);

  最后,20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档案显示,法国政府承认西沙群岛主权属于中国,不认为属于法国或越南。[116]

  (3)对中国在1949年到1996年对南海主张权利的有关事实的歪曲

  A.菲律宾认为,从1949年开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因此,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政府的行为可归于中国,而1949年之后台湾当局的活动本质上就不再归于中国。[117]但是,自1949年之后,中国只是发生了政府变更而不是国家身份的变更。因此,台湾当局的行为并不当然地不归于中国。

  B.中国在1958年认为大陆与南中国海诸海洋地物之间隔有公海。间隔32年,中国在1992年通过立法宣称其在南中国海主张主权的海洋地物有12海里领海和12海里毗连区,而此外没有提及任何历史性权利。这一立场在1996年中国加入《公约》时并未发生改变。[118]然而,在报告前文已经多次提及,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并非只能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得到确认。从1950年代开始,越南和菲律宾侵占中国在南海的岛礁以及相关海域中的自然资源。中国无数次通过外交照会和声明重申过对南海岛礁和水域的权利主张。[119]

  C.菲律宾再次援引高之国在1994年发表的学术论文[120]对断续线的解释:对中国文件的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从未主张南中国海的整体水域,只是主张九段线之内的岛屿及其附近水域。因此,在中国地图上的边界线只是一条划定岛屿主权归属的线,而不是一条习惯意义上的海洋边界线。对于学者论文的证据效力,前文已经论及。

  D.菲律宾还提到,中国在加入公约的声明中表示根据《公约》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并未提及其在《公约》之外的海洋权利。[121]

  这一论证同b项存在的问题类似。

  (4)对菲律宾的行为不构成默认的不充分证明

  菲律宾认为,即便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已经在2009年5月前主张历史性权利,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行为也不构成任何所谓的默认。[122]

  菲律宾提出,其从1949年开始就通过各项法案和法令[123],提出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这些行为表明了菲律宾对中国的权利主张并无默认。

  中国的南海断续线在1947年划定,菲律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对此提出反对。另外,菲律宾国内法令的公布并不能简单视为不构成默认的证据,毕竟菲律宾提到的前述法令并非针对中国的权利主张做出的反应。

  2. 历史性捕鱼权的问题

  在诉状中,菲律宾提出,对中国渔民在特殊地区自古以来或者很长时间以来在受影响的国家容忍、默认或接受的情况下行使捕鱼权,中国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给菲律宾的外交文书中,中国从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权利。[124]

  具体而言,菲律宾认为,尽管中国的航海者15世纪以前在南海很活跃,但是中国自1450年到二战却很少注意到这个区域。[125]在过去的五个世纪,南中国海及其岛屿和主要渔场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欧洲殖民国家以及被这些国家殖民的人民,包括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支配。[126]南海北部的黄岩岛长期以来就是主要渔场,来自吕宋岛的渔民、中国的渔民是在该岛12海里以内的水域捕鱼。所以,在黄岩岛的捕鱼并不构成在公海或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的历史性捕鱼权。[127]除了黄岩岛,中国没有相关的捕鱼实践支持对南中国海北部主张历史性捕鱼权。[128]在南中国海南部,来自包括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渔民长期在南沙各种地物的珊瑚礁上或浅水中捕鱼。中国渔民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捕鱼的活动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菲律宾对此从来没有默认过。

  对于这部分论证的相关事实,在其他报告中涉及,在此不复赘述。

  四、小结

  《公约》在海洋法律秩序中并不具有超越性的地位。《公约》并未对一切海洋事务做出总括性的规定。对于《公约》未尽事项,仍然由一般国际法调整。

  在本案中,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权利冲突,并不是由于中国于1998年之后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中主张某项海洋权利造成的。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利属于《公约》未覆盖的与大陆国家远洋群岛有关的事项。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在性质上与菲律宾根据《公约》的主权权利类似,在空间上与菲律宾根据《公约》的权利范围重叠。由此,产生了两国之间的根据不同权赋的权利冲突。所以,《公约》并非判断中国历史性权利的标准。

  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并不排斥以占有为权利取得的基础。当然,占有作为海洋权利的取得基础,并不是一般的情况。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有其特殊的地理性,是自1947年南海断续线绘制以来不断强化和巩固的结果。

  对于《公约》的规定,并不适用一贯反对者规则。中国是否选择在《公约》缔约过程中表达其立场更多是从政治层面的考量。对于《公约》未规定的事项,中国并无遵守的义务。

  对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是否符合一般国际法上的标准,中国有与菲律宾所提事实相反的证据。当然,具体的证明问题,本报告囿于各种限制尚不能更系统的讨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1] Award, para.164.

  [2] Award, para. 150.

  [3] Award, para. 398, 399.

  [4] MP, Vol. I, para. 7.127.

  [5] JH, Day.1, p. 58;

  [6] JH, Day 2, p. 59.

  [7] MH, Day 1, p. 59.

  [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ition Pap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Matter of Jurisdic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Initiated by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7 Dec. 2014) (hereinafter “China’s Position Paper”), paras. 68-75. SWSP, Vol. VIII, Annex 467.

  [9] MP, Vol. I, para. 7.127.

  [10] JH, Day 2, p. 60.

  [11] MP, Vol. I, para. 7.130.

  [12] MP, Vol. I, para. 7.129.

  [13] 这两个条款分别是第15条(领海划界)和第298条(强制程序管辖权的任择性排除)。

  [14] 自此开始至本部分结束,报告将会大量夹杂使用“historic title”、“historic right”、“historic bay”和“historic waters”等英文用语,而不是使用对应的中文翻译。此种处理有特定的理由。本部分的重点涉及对《公约》缔约过程中使用的各种以“historic”作为前缀的英文用语含义的讨论,而对应的中文翻译有个别不当,这种不当已经在本案中显现出对中国立场解释的不利之处。所以,为了厘清问题和方便直观理解,本部分直接使用相关的英文用语,只在必要之处提出对应的中文翻译。

  [15]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Juridical Regime of Historic Waters, Including Historic Bays, U.N. Doc No. A/CN.4/143 (9 Mar. 1962), para. 33 (emphasis added). MP, Vol. XI, Annex LA-89.

  [16] MP, Vol. I, paras. 7.131-7.133.

  [17] 此处对于historic title的翻译借鉴的是日文译法,这种借鉴的基础在于对“title”在国际法上含义的切实关注,也直接关涉在本案中第298条的适用问题。在一些论述国际法上“title”含义的国际法学者著作以及西方法理学的经典著作中,“title”都是指取得权利的法律上的原因。从逻辑关系上来说,“title”是原因,“right”是结果。

  [18] SWSP, Vol. I, Q 7.1-7.17, p. 27-32; JH, Day 2, pp. 64-68; MH, Day 1, pp. 46-49.

  [19]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III, “Working Paper of the Second Committee: Main Trends”, UN Doc. A/CONF.62/L.8/Rev. 1, Annex II, Appendix I (1974), p. 109. MP, Vol. XI, Annex LA-98.

  [20] JH, Day 2, p. 64.

  [21]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III, Second Committee, Blue Papers, Bays and Other Historic Waters, UN Doc. C.2/Blue Paper No. 3 (3 Apr. 1975), Art. 1. SWSP, Vol. XII, Annex LA-190.

  [22] JH, Day 2, p. 68.

  [23] MP, Vol. I, paras. 7.137-7.139.

  [24] Australia, et. al., Working paper on the settlement of law of the sea disputes, U.N. Doc. A/CONF.62/L.7 (27 Aug. 1974), p. 92. MP, Vol. XI, Annex LA-103.

  [25]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III,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Negotiating Group 7, U.N. Doc. A/CONF.62/L.47 (24 Mar. 1980), p. 78. MP, Vol. XI, Annex LA-111.

  [26]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III, Informal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 Revision 2 U.N. Doc. A/CONF.62/WP.10/REV2 (11 Apr. 1980), Art. 298(1)(a). MP, Vol. XI, Annex LA-112;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III, Informal Composite Negotiating Text, Revision 3U.N. Doc. A/CONF.62/WP.10/REV3 (22 Sept. 1980), Art. 298(1)(a). MP, Vol. XI, Annex LA-114.

  [27] JH, Day 2, pp. 70-71; MH, Day 1, pp. 49-51.

  [28] SWSP, Vol. I, Q 7.18-7.26, p. 32-35.

  [29] Dr. Alexander Zadorozhny, Expert Opinion on the Russian term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правооснования” in Article

  298(1)(a)(i) of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8 Mar. 2015) (hereinafter “Zadorozhny Report”), para. 5. SWSP, Vol. IX, Annex 512.

  [30]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CML/17/2009 (7 May 2009). MP, Vol. VI, Annex 191 (emphasis added);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CML/18/2009 (7 May 2009). MP, Vol. VI, Annex 192(emphasis added).

  [31] MP, Vol. I, paras. 4.5-4.8.

  [32] MP, Vol. I, para. 4.9.

  [33]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000228 (5 Apr. 2011), p. 1. MP, Vol. VI, Annex 200 (emphasis in original).

  [34]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86/HC-2009 (8 May 2009). MP, Vol. VI, Annex 193.

  [35]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480/POL-703/VII/10 (8 July 2010), pp. 1-2. MP, Vol. VI, Annex 197.

  [36]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Malaysi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No. HA 24/09 (20 May 2009), p. 1. MP, Vol. VI, Annex 194.

  [37] United States,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Testimony of Daniel Russel,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5 Feb. 2014). MP, Vol. VI, Annex 170.

  [38] MP, Vol. I, paras. 4.10-4.20.

  [39] Jane Perlez, “China Asserts Sea Claim with Politics and Ships”, New York Times (11 Aug. 2012), p. 3. MP, Vol. X, Annex 320.

  [4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ions Governing Marine Observation and Forecast (1 Mar. 2012). MP, Vol. V, Annex 116.

  [41] Note Verbal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Philippines to the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nila, No. 13-0011 (2 Jan. 2013). MP, Vol. VI, Annex 216.

  [42] “‘Haixun 21’ Formally Commissioned under Hainan Maritime Bureau Today, Serving Hainan Jurisdiction”, Maritime News (27 Dec. 2012), p. 2. MP, Vol. X, Annex 323.

  [43] MP, Vol. I, paras. 4.15-4.16.

  [44] MP, Vol. I, para. 4.20.

  [45] Z. Gao and B.B.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1 (2013), pp. 109-110. MP, Vol. X, Annex 307(emphasis added).

  [46] JH, Day 2, p. 61; MH, Day 1, pp.29-33, p.77.

  [47] Laura Hostetler, “Early Modern Mapping at the Qing Court: Survey Maps from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in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Y. Du and J. Kyong-McClain, eds., 2013). MP, Vol. X, Annex 308.

  [48] Note Verbale from the Leg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Pari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France (29 Sept. 1932), reprinted in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u,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2000), p. 1. MP, Vol. VI, Annex 171 (emphasis added).

  [49] MP, Vol. I, para. 4.22.

  [50] MP, Vol. I, paras. 4.23-4.24.

  [51] Zou Keyua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Legal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pratly Islan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4, No. 27 (1999), p. 33. MP, Vol. VIII, Annex 264; L. Jinming and L. Dexia,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ot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No. 3-4 (2003), pp. 288-290. MP, Vol. VIII, Annex 275.

  [52] Z. Gao and B.B. Jia, “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7, No. 1 (2013), p. 103. MP, Vol. X, Annex 307.

  [53]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for the Conclusion and Signature of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an Francisco, CA, September 4-8, 1951 (1951), pp. 119-122, 282-293. MP, Vol. X, Annex 332.

  [54] Suzette V. Suarez,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Legal Aspects of their Establishment (2008), pp. 28-29. MP, Vol. XI, Annex LA-157.

  [55] MP, Vol. I, paras. 4.25-4.26.

  [5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hina’s Territorial Sea (4 Sept. 1958), in Collection of the Sea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3rd ed. 2001), para. 1. MP, Vol. V, Annex 103.

  [57]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Multilateral Treaties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Vol. 3, Part 1, Chapters 12-29, and Part 2, U.N. Doc. ST/LEG/SER.E/26 (1 Apr. 2009), para. 1. MP, Vol. XI, Annex LA-67.

  [5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Continental Shelf Act (26 June 1998), Art. 14. MP, Vol. V, Annex 107.

  [59] 在这方面,报告人注意到1988年出版的韩振华先生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整理了相当一部分1950年至1980年代的外交声明和其他官方文件。这些官方文件中有体现中国对南海断续线内海洋权利的主张。但是,究竟如何系统解释这些官方文件和南海断续线反映的中国海洋权利主张,报告人尚无余裕充分研究。

  [60] 2002年,中国政府为中国海洋局科考船请求赴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海底环境调查一事照会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菲律宾使用该份照会证明,中国将南海断续线外侧水域才视为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但是,菲律宾提供的照会并未附科考许可申请的文件,而照会文本也只是提及“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无法得出中国在该照会中仅将断续线外侧水域视为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结论。具体参见Note Verbale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n Beijing, No. (2002) Bu Ya Zi No. 3 (8 Jan. 2002), p. 1. MP, Vol. VI, Annex 187.

  [61] Zhiguo Gao,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25, No. 3 (1994), p. 346. MP, Vol. VII, Annex 255.

  [62] MP, Vol. I, para. 4.26.

  [63] Y. Song and Z. Keyuan, “Maritime Legislation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evelopments, Comparison, Implications, and Potential Challeng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31, No. 4 (2000), p. 318. MP, Vol. XI, Annex LA-143; L. Jinming and L. Dexia,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ot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No. 3-4 (2003), p. 293. MP, Vol. VIII, Annex 275; Zou Keyuan, “Historic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 China’s Practic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No. 2 (2001), pp. 160, 161. MP, Vol. XI, Annex LA-144.

  [64] 对于历史性权利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联合国秘书处1962年关于历史性水域的报告中已经部分地讨论过。

  [65] 从加入《公约》前的1995年起,中国就开始执行伏季休渔政策。关于该政策的行政规定中,中国从1999年开始对南海伏季休渔以北纬12度以南和以北分区域执行。在2008年以前,对于以北的区域,不区分船舶的国籍进行管理;对于以南的区域,只管理持有南沙专项捕捞许可证的中国渔船。从2009年开始,对于以南的区域,不执行伏季休渔政策。

  [66] MP, Vol. I, para. 4.43; MH, Day 4, pp.90-91.

  [67] 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Contiguous Zone, 516 U.N.T.S. 205 (29 Apr. 1958), entered into force 10 Sept. 1964, Art. 1(1). MP, Vol. XI, Annex LA-76.

  [68] MP, Vol. I, para. 4.43; JH, Day 1, pp.53-56.

  [69] MP, Vol. I, Chapter 4, paras. 4.51-4.52.

  [70] MP, Vol. I, Chapter 4, para. 4.48.

  [71] MP, Vol. I, Chapter 4, para. 4.49. See Barbara Kwiatkowska, The 200 Mil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the New Law of the Sea (1989), p. Xxv. MP, Vol. XI, Annex LA-131; Leonardo Bernard, “The Effect of Historic Fishing Rights In Maritime Boundaries Delimitation”, Law of the Sea Institute Conference Papers, Securing the Ocea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arry N. Scheiber, ed., May 2012), pp. 7-8. MP, Vol. XI, Annex LA-168; J. Stevenson and B. Oxman,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1974 Caracas S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9, No. 1 (1975), pp. 16-18. MP, Vol. XI, Annex LA-122.

  [72] MP, Vol. I, Chapter 4, para. 4.51.

  [73] MH, Day 1, p. 61.

  [74] 参见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storic Bays:Memorandum, Extract from the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75] MH, Day 1, pp. 30-31.

  [76] MP, Vol. I, pp. 91-99.

  [77] Anglo-Norwegian Fisheries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I.C.J. Reports 1951, p. 128. MP, Vol. XI, Annex LA-2.

  [78] Gerald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0 (1953), p. 51. MP, Vol. XI, Annex LA-120.

  [79] Gerald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0 (1953), p. 51. MP, Vol. XI, Annex LA-120.

  [80] 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 Iceland),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74, paras. 63, 65. MP, Vol. XI, Annex LA-8.

  [81]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 v. Libyan Arab Jamahiriy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2, para. 98. MP, Vol. XI, Annex LA-10.

  [82] Continental Shelf (Tunisia v. Libyan Arab Jamahiriya), Judgment, Seperate Opinion of JIMÉNEZ DE ARÉCHAI.C.J. Reports 1982, , paras. 79-84.

  [83]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in the Gulf of Maine Area (Canad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4, paras. 94, 235. MP, Vol. XI, Annex LA-12.

  [84] Qatar v. Bahrain,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4, para. 236. MP, Vol. XI, Annex LA-26.

  [85] Eritrea v. Yemen, First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Scope of the Dispute), Award(9 Oct. 1998), para. 114. MP, Vol. XI, Annex LA-48. ; Eritrea v. Yemen, Second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Maritime Delimitation), Award (17 Dec. 1999), paras.109-110. MP, Vol. XI, Annex LA-49.

  [86] Barbados/Trinidad and Tobago, Award, UNCLOS Annex VII Tribunal (11 Apr. 2006), paras. 267, 241, 269. MP, Vol. XI, Annex LA-54.

  [87]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Area between Greenland and Jan Mayen (Denmark v. Norway),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3, p. 38. MP, Vol. XI, Annex LA-20.

  [88] MP, Vol. I, para. 4.74.

  [8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3 May 1969), 1155 U.N.T.S. 332, entered into force 27 Jan.1980, Art. 26. MP, Vol. XI, Annex LA-77.

  [90] Exchange of Greek and Turkish Populations, Advisory Opinion, 1925, P.C.I.J. Series B, No. 10, p. 20. MP, Vol. XI, Annex LA-58.

  [91] 阿根廷——Declaration of the President Concerning the Industrial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and the Coastal Seas (11 Oct. 1946). MP, Vol. VI, Annex 161;智利——Official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Chile Concerning Continental Shelf (25 June 1947). MP, Vol. VI, Annex 162; 秘鲁——Supreme Decree No. 781, Concerning Submerged Continental or Insular Shelf (1 Aug. 1947). MP, Vol. VI, Annex 163;Hugo Caminos, “Harmonization of Pre-Existing 200-Mile Claims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It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 Vol. 30, No. 9 (1998), pp. 13, 19-21. MP, Vol. XI, Annex LA-138.

  [92] Note Verbale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20 Jan.1956), reprinted in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Comments by Governments on the Provisional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Regime of the High Seas and th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gime of the Territorial Sea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at its Seventh Session, U.N. Doc. A/CN.4/99 (1956), p. 70. (MP, Vol. XI, Annex LA-87);Magallona v. Ermita,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Judgment, G.R. No. 187167 (16 July 2011), p. 4. (MP, Vol. IV, Annex 74

  [93] MP, Vol. I, para. 4.81.

  [94] MP, Vol. I, para. 4.82.

  [95] Eritrea v. Yemen I, para. 127. MP, Vol. XI, Annex LA-48;Eritrea v. Yemen II, para. 95. (MP, Vol. XI, Annex LA-49);United Kingdom v. Norway, p. 138. MP, Vol. XI, Annex LA-2.

  [96] 从此之后,反驳菲律宾主张事实的历史资料的来源和说明均源于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对于相关史料作为证据的可采信和证明力,报告人尚无余力进行评价和分析。

  [97] MH, Day1, pp.80-85.

  [98] Hua Yi Tu [Map of China and the Barbarian Countries] (China, 1136 [c. 1933 rubbing]),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item/gm71005081/ (accessed 4 Mar. 2015). SWSP, Vol. VI, Annex M24; Author unknown or unavailable, Da Ming Hun Yi Tu [Universal Map of Great Ming Empire] (China, 1389?). SWSP, Vol. VI, Annex M25.SWSP, para. A13.6;MP, para. 2.25;SWSP, para. A14.8

  [99] MH, Day1, p.80.

  [100] Ulises Granado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Coral Reef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evel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Control”, East Asia History, Vol. 32/33 (Dec. 2006/Jan. 2007), p. 116. SWSP, Vol. X, Annex 537;Zheng Yangwen, China on the Sea: How the Maritime World Shaped Modern China (2012), pp. 211-212. MP, Vol. IX, Annex 303;Huang yu quan lan fen sheng tu [The Kangxi provincial atlas of China] (China, 1721 to 1722),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item/2002626779/ (accessed 3 Mar. 2015). SWSP, Vol. VI, Annex M32.

  [101] SWSP, para. A13.6;MP, para. 2.25;SWSP, para. A14.8.

  [102] MH, Day1, p.83.

  [103] D. Hancox and V. Prescott, “A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an Account of Hydrographic Surveys Amongst Those Islands”, IBRU Maritime Briefing, Vol. 1, No. 6 (1995), p. 35. MP, Vol. VIII, Annex 256; James Horsburgh, Memoirs: Comprising the Navigation to and from China (1805), p. 1. SWSP, Vol. XI, Annex 552;Letter from Foreign Office, United Kingdom, to the Law Officers of the Crown, United Kingdom (29 July 1932), pp. 1-2. SWSP, Vol. III, Annex 361;Dieter Heinzig,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acels - Spratlys - Pratas - Macclesfield Bank (1976), p. 25. SWSP, Vol. IX, Annex520;Angus Konstam, Piracy: The Complete History (2008), p. 290. SWSP, Vol.X, Annex 538.

  [104] 参见【美】安乐博:《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王绍祥译,《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

  [105] MH, Day1, p.85-98.

  [106] Letter from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9 Oc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9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III, Annex 351;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Defense Committee Secretariat, Statement of Opinions Based on Research of Military Relevance and Methods Regarding the Nine French-Occupied Islands (1 Sept. 1933),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1, Doc. No. II(1):072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75;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an Government Military Commission, Letter Regard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n Xisha Islands and Enhance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31 Aug. 1937),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1, Doc. No. II(1):072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77; Letter from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 Sep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6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78; Republic of China, Executive Yuan [Branch], Order (29 Sep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7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79; Letter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Oc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8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80; Letter from Ministry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Oc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8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81; Letter from th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Pari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20 Jan. 1947),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1, Doc. No. II(2):199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SWSP, Vol. VIII, Annex 483.

  [107] [New Provincial Ma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c.1933),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item/2006629696/ (accessed 3 Mar. 2015). SWSP, Vol. VI, Annex M47.

  [108] MH, Day1, p.91.

  [109] Peilan Li, Huang chao zhi sheng yu di quan tu [Qing Empire’s Complete Map of All Provinces] (China, 1896),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item/gm71005083/ (accessed 3 Mar. 2015). SWSP, Vol. VI, Annex M45;Ulises Granados, “Modern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South China: Notes on Coastal Navig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time History, Vol. XXIV, No. 1 (June 2012), p. 110. SWSP, Vol. XI, Annex 545;Ulises Granado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ts Coral Reef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evel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Control”, East Asia History, Vol. 32/33 (Dec. 2006/Jan. 2007), p. 122. SWSP, Vol. X, Annex 537.

  [110] Charles Gutzlaff, “Geography of the Cochin-Chinese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9 (1849), p. 93. SWSP, Vol. IX, Annex 516; Ulises Granados, “As China Meets the Southern Sea Frontier: Ocean Identity in the Making, 1902-1937”, Pacific Affairs, Vol. 78, No. 3 (2005),p. 451. SWSP, Vol. X, Annex 535;L. Jinming and L. Dexia, “The Dotted Line on the Chinese Ma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 Note”,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No. 3-4 (2003), p. 289. MP, Vol. VIII, Annex 275.

  [111] 参见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第537-542页。

  [112] Tommy T.B. Koh, “The Origins of the 1982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Malaya Law Review, Vol. 29 (1987), p. 7. Supplemental Documents, Vol. V, Annex 808.

  [113] Ulises Granados, “As China Meets the Southern Sea Frontier: Ocean Identity in the Making, 1902-1937”, Pacific Affairs, Vol. 78, No. 3 (2005), p. 451. SWSP, Vol. X, Annex 535; Republic of Fra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Notice relating to the occupation of certain islands by French naval unit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French Republic (26 July 1933), at 7837. MP, Vol. VI, Annex 159.菲律宾还特别提出其他国家在南海从事活动的证据:英国海军于1931-1938年间在南海的活动,参见SWSP, para. A13.43;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外交部“关于西沙群岛现状及加强建设管理”信函中提及:从1921年到1928年,西沙群岛为日本人经营和管理,日本渔船每个月造访三、四次;法国反对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张;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公司对南沙群岛主张经济权利;1937年日本占领了西沙群岛部分;1939年,日本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海洋地物主张主权,并将南沙群岛纳入其管辖下。

  [114] Letter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Oc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8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p. 764. SWSP, Vol. VIII, Annex 480;Letter from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9 Oct. 1946),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Doc. No. III(1):009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pp. 772-75。SWSP, Vol. III, Annex 351;Telegram from Special Agent Office of the Ministry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Pingjin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7 Feb. 1947), reprinted in Archival Compilation o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b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ol. 1, Doc. No. II(2):248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search & Planning Committee, ed.) (1995), p. 514. SWSP, Vol. VIII, Annex 484.

  [115] 参见《外交部南海档案汇编》,Ⅱ(2):024,第167-171页。

  [116] 参见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7-542页。

  [117] MH, Day2, p.6.

  [118] MH, Day2, pp.7-8.

  [119] 当然,对这些照会更准确和恰当的解释,还有待更精细的研究。

  [120] Zhiguo Gao,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 Vol. 25, No. 3 (1994), p. 346. MP, Vol. VII, Annex 255.

  [12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Declaration Upon Ratification” (7 June 1996), Multilateral Treaties Deposited with the Secretary-General, Vol. 3, Part 1, Chapters 12-29, and Part 2, UN Doc. ST/LEG/SER.E/26 (1 Apr. 2009), p. 450, para. 1. MP, Vol. XI, Annex LA-67.

  [122] MH, Day2, pp.11-12.

  [123]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Republic Act No. 387, An Act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Resources of the Philippines; to Encourage the Conservation of such Petroleum Resources; to Authorize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to Create an Administration Unit and a Technical Board in the Bureau of Mines; to Appropriate Funds Therefor; and for Other Purposes (18 June 1949), Art. 3. MP, Vol. III, Annex 7;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No. 370, Declaring as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ll Minera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20 Mar. 1968). MP, Vo l. III, Annex 10;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residential Decree No. 1599, Establishing an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nd for Other Purposes (11 June 1978), § 2. MP, Vol. III, Annex 13.

  [124] MP, Vol. I, para. 4.88.

  [125] MP, Vol. I, paras. 2.24-2.25.

  [126] MP, Vol. I, paras. 2.26-2.35.

  [127] MP, Vol. I, paras. 6.41, 3.51.

  [128] 菲律宾在诉状中援引其渔业部门官员的证词,来证明中国的捕鱼活动。这种证人证言的证明是值得质疑的。

推荐给朋友
  打印文字稿 全文打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使馆 版权所有 京ICP备0603829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02097
http://www.chinese-embassy.or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