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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今追昔,砥砺奋进——刘晓明大使寄语驻英使馆新馆员
2017/08/22
 

     今年是驻英国使馆前身、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代表机构——清朝驻英公使馆建馆140周年。从1877到2017年,这座“百年老店”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兴衰荣辱,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回顾馆史,有四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郭嵩焘、严复、孙中山、顾维钧,他们都先后与我馆有过交集,或曾为中国外交忍辱负重,或曾为民族崛起殚精竭虑。作为中国梦的探路者和先行者,他们的命运和国运紧密相联,其踌躇与失意、成就与遗憾,无不发人深省,给当今外交人以启示和鞭策。


“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之郭嵩焘


    郭嵩焘(1818至1891年),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首位常驻使节。1877年代表清廷出使英国,在伦敦设立驻英公使馆,这是我国首个常设驻外外交代表机构,标志着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翻开近代外交史上崭新一页。然而国势衰微、民智未开,纵使郭嵩焘满怀家国之忧,一心“自强求富”,其外交生涯注定自屈辱开始,以落寞收场。
郭嵩焘使英是1875“马嘉里事件”的副产品,英方以之为口实,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除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条款外,要求清廷派钦差向维多利亚女王当面道歉。为挽回颜面,清廷决定派使臣道歉后留英常驻。如此一来,郭嵩焘的首项外交使命是面君致歉,递交的首份外交文书不是国书,而是一封丧失国格的道歉信。
郭嵩焘到任不满两年即黯然辞归。他在英期间写就《使西纪程》一书,力主清廷效法西方科技和制度,夷学中用,富国图强,不料引来朝野口诛笔伐,一时群情汹汹,甚至有人弹劾他“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迫于压力,郭只得称病归籍,晚年发出“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的感慨,而后郁郁而终。


“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之严复


    严复(1854至1921年),近代启蒙思想家,有“西学第一人”之誉,曾两度来英。1877年赴英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并系统研习西方近代自然和社会科学思想与理论。严复与郭嵩焘结为忘年交,常到公使馆与其促膝长谈,共同探究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探索中国富强之道。1904年,严复因公务再次来英。此时,他已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八部著作,将西方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系统介绍到中国。严复提倡科学民主,主张除旧布新,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慷慨胸襟,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

   然而,慷慨如严复,亦无力摆脱国运困累,更不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1880年,留英归国的严复执教北洋水师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成长倾注了20年心血。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炮火中焚毁。两大事件令严复深受打击,在给友人的信中感喟国家危亡“如居火屋,如坐漏舟”,“尝中夜起而大哭”。严复的悲剧还在其未能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中国,后期党附袁世凯,饱受世人诟病而意志消沉,靠吸食鸦片寻求精神慰藉,自嘲“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孙中山


    孙中山(1866至192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开拓者和先行者,曾四次来英,与我馆有独特渊源。1896年10月11日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也就是现使馆办公楼内,孙中山被清廷诱拐劫持,囚禁了12天,后在英国友人康德黎营救下重获自由。我馆“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中陈列的珍贵文物再现了这段历史。伦敦蒙难事件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有着重要意义,使其反帝反封建的意志更加坚定。此后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又三次来英,在大英博物馆苦心钻研,并深入社会考察研究,思想和政治主张愈加成熟,“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孙中山实践领导的辛亥革命“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共和民主也并未得以真正实施。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很快又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四分五裂状态。孙中山病危之时,在遗愿中谆谆至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而事业未竞,不能说没有遗憾。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顾维钧


   顾维钧(1888至1985年),北洋和民国政府时期外交界领袖人物,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20年和1941年两次出使英国,先后任驻英公使和大使。顾维钧最为人称道的外交壮举,就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子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以出色辩才扭转了舆论颓势并博得国际同情。在其力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维护了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中国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止”的惯例。无奈国力不济,他能做的仅仅是拒签和约,却扭转不了中国主权和利益被列强私相授受的现实。

   顾维钧一生睿智,却未能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如此成功地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之快,怎样解释共产党如此之得人心,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顾维钧晚年客居纽约,97岁时手书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句,题赠故乡上海嘉定博物馆,聊慰思乡之情。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在驻英国使馆建馆140年后的今天,“弱国无外交”早已成为历史。中英关系今非昔比,两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入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幸福,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不数既往,不能知将来;不求远因,不能明近果”。追昔抚今,作为当代外交人,我们可谓生而逢时,赶上了民族崛起的“大潮头”、中国外交的“大时代”。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秉承心忧家国、勇于求索、百折不回的民族精神,为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而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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