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被清朝政府悬赏通缉。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抵利物浦后换乘火车来到伦敦。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准备去探望他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并准备与康一起去教堂作礼拜。上午10时半左右，当孙中山从寓所走到德文郡街时，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廷铿故意上前与孙中山认同乡。他们边谈边走拐到了波特兰大街，迎面又“巧遇”一个同乡，邓廷铿热情地请孙中山和这个“同乡”到邓家“吃茶”。孙中山见都是同乡，推辞不下，只好跟着邓同行。来到49号时，大门突然打开，孙中山即被挟入公使馆，并被关押在三层的一间窗上装有铁栏的小房间里。清公使馆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千英镑，向英国格来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千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秘密运送回国内。

　　铁窗内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包上一个硬币或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的魏玛斯街（Weymouth Street），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给康德黎。然而这些纸条大多都被扫进了垃圾箱。据说，有个名叫艾雷内厄斯·韦尔斯的英国人捡到过其中的一张。但此翁不以为然，一直到他在报纸上看到孙中山获释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关着一位大人物。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最后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取得了他俩的同情。17日，他请求霍维夫人秘函康德黎，通知他孙已被囚禁。18日，孙又请柯尔向康德黎投送求援名片。（另一种说法称，柯尔的妻子听了柯讲述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和被清公使馆诱捕事件，十分感动和同情。她给康德黎写了一封未署名的短信，介绍了孙中山的不幸遭遇并呼吁康尽快设法营救。在妻子的劝说下，柯尔于18日向康德黎传递了孙中山的求援名片。） 康德黎先后收到霍维夫人的未具名函和柯尔转交的呼救名片后，即遂与孙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奔走营救。他们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亲自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但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再三要求下，英警方同意派警员与康、孟雇佣的私家侦探一起监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康德黎随后向《泰晤士报》求救，但该报经请示英国外交部，决定不予刊登孙被拘捕的消息。22日一大早，康德黎和孟生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到老贝利街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莱特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英国政府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要求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被释放，走出了囚禁他十二天的斗室。就在孙中山获释的第二天，公使馆收到了北京清政府的通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将孙中山押送回国。

　　孙中山获释不久，用英文写成了《伦敦蒙难记》一书，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伦敦蒙难事件，无论是在孙中山的一生中，还是在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获释后，孙中山一直在伦敦居留至1897年7月2日，并在大英博物馆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产和经济等书籍。在大英博物馆的数月间，他虽然始终受到清公使馆人员的监视，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这里的书籍却使他大开眼界。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也更趋完整和成熟。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孙文学说》里是这样描写的：“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土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为纪念这一事件，使馆内设立了“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室内陈列有孙中山蒙难纪念铜像、康德黎纪念铜像、胡汉民书孙中山蒙难札、郭泰祺书孙中山伦敦蒙难实记、胡耀邦书孙中山蒙难室匾等重要文物。